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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
“作协文化”是一份礼物，我们要维护它
文毕飞宇我刚刚当选新一届江苏省作协主席，从上级部门决定我成为候选人到我当选，也只有短短的几天。我必须诚实地说，我没有具体的计划，事实上也不需要，江苏作协是一个成熟的和高质量的一个协会，它有章程，它有计划，我只要按现有的计划行事就可以。但我想谈点别的，我记得我来到江苏作协的时候只有34岁，光头，刚刚成名，回过头来看，许多地方都是不得体的，但是江苏作协包容了我。我的那一拨兄弟姐妹实在是太好了，对了，我现在必须加上一句，还有领导。那时候我其实是不清晰的，我获得了一个特别宽松的空间。现如今，我愿意把这个特别宽松的时空命名为“江苏作协文化”，它温和、重才、不妒、相互提携。这个文化太好了。它是命运送给我的一份礼物。我今年56岁，也做了领导，是我把这份礼物送给年轻人的时候了，这份礼物我必须送出去。江苏作协的工作人员换了好几拨了，这种文化还在，我不能让这种文化烂在我的手上，它关乎未来。在此我有一个请求，我们这些在江苏作协当领导的，一定要自觉地保护这个文化，它对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有好处。我对自己有一个要求，在我离任的时候，这种文化还在，我就是一个合格的作协主席，如果这种文化没有了，那我就不及格。我们要爱，即使不爱，一定不能恨，一定不能妒，不能搞事，不能搞人。说实话，我的上一代作家和我们这一代作家还是有点才华的，是真的有，我们的性格不同，说话的方式不同，可我们彼此珍惜，惺惺相惜。我们的内心都有一份厚道，谁出了成绩，我们都会分享。老实说，我所取得的那点成就，和这个文化分不开。你想想看，一天到晚窝里斗，哪里能心平气和？糟糕的心态会带到作品里去的，会让作品变得俗气。你可以写很俗的人和事，但是，你作品的气息不能俗，这个你懂的。现在，我已经是江苏作协最老的几个老人之一了，我要说，江苏作协最大的财富其实不是几个名家，而是由这些名家共同营造起来的氛围，也就是我们江苏作协文化。我们要维护它，为了我们的每一个成员。说起江苏的青年作家，45岁以下的作家占到了46%，这样的比例很正常，再高一点也是正常的。江苏历来都是文学的厚土，人才辈出是一个常态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也习惯于向年轻人倾斜。我告诉你一个事，每一次评奖，我们江苏作协的老人都是往后退的，需要作协的领导去做工作。为什么？把更多的机会留给年轻人。范小青很不容易的，江苏作协的主席真的不好做，报奖的时候你要去求人。老家伙们不肯报啊。可也不能不报，获奖名单出来，一个名家也没有，那也不好看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要告诉江苏的青年作家，我说的是45岁以下的这个部分，不要慌，不要急，好好写，只要你有好作品，江苏不会埋没你。我还要对年轻的作家说，要把自己当成一棵树，一棵树可以长成参天大树，但永远也不要拿自己当气球，气球飞得再高都没有用。首先要让大家看到你的作品，而不是你这个人。大家都看到你这个人了，可你的作品不行，那有什么用呢？在此，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我们的年轻作家，我们江苏有一批好的批评家，要相信他们的职业品质和职业水准，他们会看到你们的。即使你没有得奖，他们也会看到你。在江苏，除了“后浪”的强劲，近年来赵本夫、叶兆言、储福金这些“乘风前浪”也非常显眼，赵本夫已经73岁了，这一次得奖的是《天漏邑》，可我要告诉你，这不是他的新作，他的新作是《荒漠里有一条鱼》。他能写到什么时候？我估计他自己都不知道。不只是赵本夫，范小青能写到什么时候？周梅森能写到什么时候？叶兆言能写到什么时候？储福金能写到什么时候？没有人知道。还有我的“奶奶”黄蓓佳大姐，她能写到什么时候？谁知道呢。这一波作家的创造力太豪横了。别忘了，我们还有苏童，他现在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，但是，在文脉上，他永远是我们的作家和我们的骄傲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他们为什么就那么能写？我记得我参加过一次会议，讨论的是中国作家“短寿”的问题，我记得我没有发言，因为我很清楚，作家的“寿命”取决于他的学养，学养越好，写作的周期就越长，这一点在西方作家的身上早就得到体现了。我们的“乘风前浪”这么能写，和他们热爱阅读是分不开的。我敢和你打赌，叶兆言如果能活到岁，这家伙能写到岁。俏皮一点说，不管你信不信，反正我信。有兆言在，谁在江苏也别想消停、别想偷懒。在这里我只能引用兆言的话了，“你他妈就是要写。”我希望叶兆言能活到岁，就坐那儿，让年轻的作家朋友们看着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作协主席既是荣誉，也是责任，这个我不用去平衡，我所认识朋友，除了余华，基本上都是作协的主席或副主席，我没看到哪个作家因为这个影响了写作，相反，迟子建、阿来、范小青、艾伟、东西、叶舟，他们做了主席之后越写越好了。你自己去看他们的作品，然后你自己去判断。你还是要相信我们的。今天不说我自己的事，作为主席，我要尽力做到的是公平。
02
一直接触优秀的文学，
心里就想写出真正的文学作品
文哈金我的父亲年在抗日战争结尾的时候参加八路军，后来去了朝鲜战场(当时已经是营级了)，有一次摩托车翻到山沟里，捡了一条命。我的老家是山东蓬莱，我的二爷被日本人杀了。在短篇小说集《好兵》里，我把我二爷的故事给了一个姓刁的连长身上。我二爷脾气太刚烈了，告诉日本人“我知道八路在哪里就不告诉你”，结果被日本人砍头了。我的父亲是军人，但爱读书。我父亲的两个哥哥都是很有学问的，一个是清华毕业的，我从来没有见过，大伯早早就病死了。我父亲年轻的时候读书伶俐，20多岁就是营级干部了。我父亲4年前去世了。我的《等待》我父亲读了，我妈告诉我，我父亲说“还可以”。年29岁的我拿到硕士后，作为山东大学的留校教师，申请到一笔国外的奖学金，到美国布兰代斯大学读英美文学博士。刚来美国的时候，因为奖学金不够，我也打过工，那时候文科的留学生大都要干活，不像现在的学生一般都有钱。医院清洁工、工厂值夜班，从年到年，有三四年时间。我的太太一开始不会说英语，很多杂活都干过，那时候我们的孩子在国内，我们得挣足三千块美金才能申请给孩子的签证。这种打工读书的生活持续到年，觉得回不去了，我就想得有正式职业，考虑认真把论文完成。我精神上没有准备要移民，但我的孩子来了，而孩子应该在美国生活。我早年从来没做过文学梦。后来被爱默里大学雇用教诗歌写作，才不得不认真起来。由于一直接触优秀的文学，心里也就想写出真正的文学作品。在国内的时候，对我最有影响的主要是唐诗宋词。上大学时看过朦胧诗的油印本，印象很深，但谈不到影响。走上写作道路后，俄罗斯作家对我是最重要的。当代的作家中奈保尔对我有些影响。进美国的大学工作不容易。我在美国的第一个工作是教诗歌写作，布兰代斯大学是南方最好的学校之一。我除了是外来人，我的英语还带口音，学校里有些人就对此不高兴。那时我读了博士，年出了一本诗集，我的导师弗兰克·比达特非常支持我，我比较顺利地找到这个岗位，因为同时几百个美国人在申请，有人不服气。我在国内写过一些汉语诗歌，从来没有发表过，我到布兰代斯大学去读书的时候给导师寄过几首我译成英语的诗歌，加在硕士论文后，爱伦·格鲁斯曼教授是诗人，他觉得我的诗有潜力，有一种独特的节奏。中国大学录取学生有各种因素，在美国大学接受申请的时候，一个教授坚持就会通过。我跟我的诗歌老师弗兰克·比达特一起工作约有五年之久，每周见一次面，谈我写的诗。弗兰克特别喜欢读手稿，早年跟罗伯特·洛威尔来往甚密，洛威尔的最后两本诗集是弗兰克编辑的。这里诗人中流传着一句话：“如果弗兰克说你的诗稿完成了，那就完成了。”在爱默里大学教书，一开始我的作品没有获奖，我的上司排挤我。我常常气得胃痛。我妻子和孩子还帮我按摩。我有时不愿意去学校，总是不愿意看那种脸子。他们雇我的时候系主任不在，其中一个是写作项目的老板，和系主任之间关系不好，而我对自己的恩人得忠诚，那个系主任就把我当成出气的了。我工作头三年没出过书，感到非常有压力，直到我的第四本书《光天化日》出版以后，处境缓和了。系主任也努力融洽感情，他人也不坏，但总是有种隔膜。有一个马来西亚来的华人，就被挤走了，但现在成了很好的学者。《等待》是我获得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福克纳奖的小说，从那时到现在，在美国陆续重印了十几版，发行量累计50万册，已在三十多个国家出版。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《等待》简体中文版，那本书从中国只得到美元稿酬；付给两中介人和出版社后，我拿到美元。最初是（北京）十月（文艺）出版社联系出版《等待》中文版，这时候有人在中华读书报把这本书批得一塌糊涂，说我获奖不认东北的爹娘，把出版社吓住了，当时就撕毁合同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湖南文艺出版社又买去了。《等待》这个长篇小说在我心里酝酿的时间很长，最早开始于年秋季，那是我第一次去山东岳父岳母家。我的医院里工作，他们的一个同事，医院子弟，那时学校很远，孩子们分很多级，需要有人来给他们讲课，我的妻子就听过他的课。妻子告诉我，她的这个老师为了跟原配离婚，等了18年。就听到这么一句话，我隔很远看到这位老师，是很高很白净的一个人，戴着眼镜。在小说中，我把这个人物的地方挪到东北了。主人公孔林根据规定需要分居18年才能跟他的原配夫人离婚，也是根据规定，他和婚外恋的医院的院墙，后来墙没有了，他们觉得墙还在那里，就有了象征意义。我写的时候知道很多人有心理创伤，处在压抑、扭曲的状态中，有一种残忍的感觉。那本书写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没有意义，就停下来了，觉得一般的英语读者无法感觉到共鸣。直到有一天，我读到了一个访谈，一个美国女人，她丈夫是美国海军军官，他们的婚姻出了毛病，她丈夫对她非常冷。心理医生问她，你觉得他是不是在外面有外遇？她说他有外遇还好了，这样证明他还能爱一个女人呢！我突然想，美国人中肯定有像孔林这样的男人，于是我就又继续写起来。美国人中也有没法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情形，总是有心理隔膜。我发现，美国和中国的读者阅读没有什么差异，我一个同事的母亲读书很多，说这是她读过最悲哀的一本书。主人公孔林的原配妻子淑玉是小脚，国内有人说是故意揭中国人的丑。我说我的伯母就是小脚，我太太的姨也是小脚，我有很多朋友的父母都是小脚。小说中的孔林比我高一代，那时脚包了又放是放不开的，中国法律早就不允许了，但是老百姓谁管你那个呢？香港台湾地区的读者没有认为作者故意炫耀什么东西，在小脚上大做文章。有人没有看到中国边远落后的地方，所以他们不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有小脚。我说我遇到的这个材料很好，材料包含寓意在里面了。我的第一部小说其实是《疯狂》，我不知道怎么写，没有掌握足够的技巧。和书中一样，真是有这么一个老师得了脑血栓，但不是教我的，医院里照顾过他两个下午，老觉得这个人心灵的密室被砸碎了，不知道他说的真话还是假话。之后，我就老想写这个事情，年就动笔了，但是写不好。短篇小说集《新郎》出版后，才继续写《疯狂》，毕竟这是我的第一本书。能够坚持用英语来写作，在美国的主流文学中立足，和我原来做军人的性格多少有关系，就是不会轻易放弃和认输。我其实也很羡慕我那些教汉语的同学的舒服，他们可以用汉语写作，那也是一条路子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。和谭恩美、汤婷婷等美国出生、英语是母语的华人血统作家不同，我属于外来者，题材往往基于两个模块之间、两个语言之间，他们则属于土生土长的人，是美国文化圈和英语圈内的华人，他们也不会写内地和美国外的中国人，他们就写他们祖辈的生活。《自由生活》年出英文版，年中文繁体版出版。是我第一次将笔触转向美国的长篇小说，写内地移民在美国的移民生活，也是我迄今最长的小说。我从读研究生的时候就想写这本书，但是对这个题材理解不是很多，这本书写的过程很难，因为太庞大，改一遍就需要好长时间，一遍又一遍地改，是一件体力活。一个香港人在波士顿开饭馆，我的一个诗人朋友在那里吃饭，饭馆老板叫佛兰克，他问我的朋友是干什么的，朋友说是诗人，他说我也写诗，饭馆老板于是给他一本自己印的诗集。我的朋友看不懂中文，给我看，是很多旧体诗，我受到触动，我从饭馆老板身上看到他不光是生活，还有一种形而上的追求，我决心写移民的生活。小说中有些细节是我自己的经历。但大的框架不是我自己，因为我比小说主人公武男要幸运多了。我做的其实是小说中那个诗人的工作，在艾默里大学教诗歌。我已经是美国公民十多年了。年我曾申请北京大学英文系一个教美国诗歌的职位，因为那个教授抄袭被解职，职位空缺，但我的申请没有得到回复。我说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