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绛：父亲凝重有威，
对有些事情严厉得很
父亲凝重有威，我们孩子都怕他，尽管他从不打骂。如果我们个乖，父亲只会叫急，喊母亲把淘气的孩子提溜出去训斥。钟书初见我父亲也有点怕，后来他对我说：“爸爸是‘望之俨然，接之也温’。”我们怕虽怕，却和父亲很亲近。他喜欢饭后孩子围绕着一起吃点甜食，常要母亲买点好吃的东西“放放焰口”。我十一岁的暑假，在上海，看见路上牵着草绳，绳上挂满了纸做的小衣小裤，听人家说“今大是盂兰盆会，放焰口”，我大惊小怪，回家告诉父母，惹得他们都笑了。可是“放焰门”还是我家常用的词儿，不论吃的、用的、玩的，都可以要求“爸爸，放焰口！”
我父亲有个偏见，认为女孩子身体娇弱，不宜用功。据说和他同在美国留学的女学生个个短寿，都是用功过度，伤了身体。他常对我说，他班上某某每门功课一百分，“他是个低能！”反正我很少一百分，不怕父亲嘲笑。
我在高中还不会辨平仄声。父亲说，不要紧，到时候自然会懂。有一天我果然四声部能分辨了，父亲晚上常踱过廊前，敲窗考我某字什么声。我考对了他高兴而笑，考倒了他也高兴而笑。
父亲的教育理论是孔子的“大叩则大鸣，小叩则小鸣”。我对什么书表示兴趣，父亲就把那部书放在我书桌上，有时他得爬梯到书橱高处去拿；假如我长期不读，那部书就不见了——这就等于谴责。父亲为我买的书多半是诗词小说，都是我喜爱的。
对有些事父亲却严厉得很。
我十六岁，正念高中。那时北伐已经胜利，学生运动很多，常要游行、开群众大会等。一次学生会要各校学生上街宣传——摄一条板凳，站上向街上行人演讲。我也被推选去宣传。可是我十六岁看来只像十四岁，一着急就涨红了脸。当时苏州风气闭塞，街上的轻薄人很会欺负女孩子。如果我站上板凳，他们只准会看猴儿似的拢上来看，甚至还会耍猴儿。我料想不会有人好好儿听。学校里有些古板人家的“小姐”，只要说“家里不赞成”，就能豁免一切开会、游行、当代表等等。
我周末回家就向父亲求救，问能不能也说“家里不赞成”。父亲一口拒绝。他说：“你不肯，就别去，不用借爸爸来挡。”
我说，“不行啊，少数得服从多数呀。”
父亲说：“该服从的就服从；你有理，也可以说。去不去在你。”
可是我的理实在难说，我能说自己的脸皮比别人薄吗？
父亲特向我讲了一个他自己的笑话。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的时候，张勋不知打败了哪位军阀胜利入京。江苏士绅联名登报拥戴欢迎。父亲在欢迎者名单里忽然发现了自己的名字。那是他属下某某擅自干的，以为名字既已见报，我父亲不愿意也只好罢了。可是我父亲怎么也不肯欢迎那位“辫帅”，他说“名与器不可以假人”，立即在报上登上一条大字的启事，申明自己没有欢迎。
他对我讲的时候自己失笑，因为深知这番声明太不通世故了。他学着一位朋友的话说：“唉，补塘，声明也可以不必了。”但是父亲说：“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？Daretosayno！你敢吗？”
我苦着脸说“敢！”敢，可惜不是为了什么伟大的目标，只是一个爱面子的女孩子不肯上街出丑罢了。所以我到校实在说不出一个充分的理由，只坚持“我不赞成，我不去”。这当然成了“岂有此理”。同学向校长告状，校长传我去狠狠训斥了一顿。我还是不肯，没去宣传。
被推选的其他三人比我年长些，也老练些。她们才宣传了半天，就有个自称团长的国民党军官大加欣赏，接她们第二天到留园去宣传，实际上是请她们去游园吃饭。校长事后知道了大吃一惊，不许她们再出去宣传。我的“岂有此理”也就变为“很有道理”。
我考大学的时候，清华大学刚收女生，但是不到南方来招生。我就近考入东吴大学。上了一年，大学得分科，老师们认为我有条件读理科。因为我有点像我父亲嘲笑的“低能”，虽然不是每门功课一百分，却都平均发展，并无特长。
我在融洽而优裕的环境里生长，全不知世事。可是我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“该”学什么。所谓“该”，指最有益于人，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。我知道这个“该”是很夸大的，所以羞于解释。
父亲说，没什么该不该，最喜欢什么，就学什么。
我却不放心。只问自己的喜欢，对吗？我喜欢文学，就学文学？爱读小说，就学小说？
父亲说，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，就是自己最相宜的。
我半信不信，只怕父亲是纵容我。可是我终究不顾老师的惋惜和劝导，文理科之间选了文科。我上的那个大学没有文学系，较好的是法预科和政治系。我选读法预，打算做我父亲的帮手，借此接触到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，积累了经验，可以写小说。
我父亲虽说随我自己选择，却竭力反对我学法律。他自己不爱律师这个职业，坚决不要我做帮手，况且我能帮他干什么呢？我想父亲准看透我不配——也不能当女律师（在当时的社会上，女律师还是一件稀罕物儿）。我就改入政治系。
我对政治学毫无兴趣，功课敷衍过去，课余只在图书馆胡乱看书，渐渐了解：最喜欢的学科并不就是最容易的。我在中学背熟的古文“天下一致而百虑，同归而殊途”还深印在脑里。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，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，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，尽我的一份力。
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无知、老而无成，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，不禁愧汗自笑。不过这也足以证明，一个人没有经验，没有学问，没有天才，也会有要好向上的心——尽管有志无成。
杨振宁：父亲教我天文、算术、英文，
也没有忽略中国文化知识
年我在安徽合肥出生的时候，父亲是安庆一所中学的教员。安庆当时也叫怀宁。父亲给我取名“振宁”，其中的“振”字是杨家的辈名，“宁”字就是怀宁的意思。我不满周岁的时候父亲考取了安徽留美公费生。
年夏父亲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后乘船回国，就任为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。
厦门那一年的生活我记得是很幸福的，也是我自父亲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的一年。父亲用大球、小球讲解太阳，地球与月球的运行情形；教了我英文字母“abcde……”；当然也教了我一些算术和鸡兔同笼一类的问题。不过他并没有忽略中国文化知识，也教我读了不少首唐诗，恐怕有三四十首；教我中国历史朝代的顺序：“唐虞夏商周……”，干支顺序：“甲乙丙丁……”，“子鼠丑牛寅虎……”等。
父亲少年时候喜欢唱京戏。那一年在厦门他还有时唱“我好比笼中鸟，有翅难展……”。不过他没有教我唱京戏，只教我唱一些民国初年的歌曲如“上下数千年，一脉延……”，“中国男儿，中国男儿……”等。
父亲的围棋下得很好。那一年他教我下围棋。记得开始时他让我十六子，多年以后渐渐退为九子，可是我始终没有从父亲那里到“真传”。一直到年在日内瓦我们重聚时下围棋，他还是要让我七子。
在厦大任教了一年以后，父亲改任北平清华大学教授。我们一家三口于年秋搬入清华园西院19号，那是西院东北角上的一所四合院。
我们在清华园里一共住了八年，从年到抗战开始那一年。清华园的八年在我回忆中是非常美丽、非常幸福的。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，内忧外患，困难很多。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，不大与外界接触。我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。在我的记忆里头，清华园是很漂亮的。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。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，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。
父亲常常和我自家门口东行，沿着小路去古月堂或去科学馆。这条小路特别幽静，穿过树丛以后，有一大段路左边是农田与荷塘，右边是小土山。路上很少遇见行人，春夏秋冬的景色虽不同，幽静的气氛却一样。童年的我当时未能体会到，在小径上父亲和我一起走路的时刻是我们单独相处最亲近的时刻。
我九、十岁的时候，父亲已经知道我学数学的能力很强。到了十一岁入初中的时候，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显示出来。回想起来，他当时如果教我解析几何和微积分，我一定学得很快，会使他十分高兴。可是他没有这样做：我初中一二年级之间的暑假，父亲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《孟子》。雷先生介绍他的得意学生丁则良来。丁先生学识丰富，不只教我《孟子》，还给我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，是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。下一年暑假，他又教我另一半的《孟子》，所以在中学的年代我可以背诵《孟子》全文。
父亲书架上有许多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，我常常翻看。因为当时我的外文基础不够，所以不能看得懂细节。我曾多次去问父亲，他总是说：“慢慢来，不要着急”，只偶尔给我解释一两个基本概念。
年抗战开始，我们一家先搬回合肥老家，后来在日军进入南京以后，我们经汉口、香港、海防、河内，于年3月到达昆明。我在昆明昆华中学读了半年高中二年级，没有念高三，于年秋以“同等学历”的资格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。
到年这一年，父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，却不赞成我念数学。他认为数学不够实用。年我报名考大学时很喜欢化学，就报了化学系。后来为准备入学考试,自修了高三物理，发现物理更合我的口味，这样我就进了西南联大物理系。
抗战八年是艰苦困难的日子，也是我一生学习新知识最快的一段日子。
林太乙：父亲在压力之下，
也能保持他的幽默感
父亲对什么都感兴趣，而且对什么事，无论大小，都有自己一套理论，往往滔滔不绝地讲给我们听。拿小事来说，一九三六年我们举家从上海搬到美国去住之后，不再有佣人，家务样样自己做。父亲对擦皮鞋很起劲，他站在路上仔细观察擦皮鞋的黑人小童怎样把皮鞋擦得发亮，然后教我们怎样在鞋上抹油，用条软布劈劈啪啪地擦，他的手势就像街口的小童一样，擦出来的鞋和小童擦出的一样光亮，他得意得不得了。
父亲的书房叫做“有不为斋”，朋友问是什么意思，他的答案是：我始终背不来总理遗嘱，在三分钟静默的时候不免东想西想。我从未说过一句讨好人的话。我不今天说月亮是方的，一个礼拜之后说月亮是圆的，因为我的记忆很不错。
这些话是父亲在三十年代说的，而他一直到老都没有改变。这也许也是他写作成功的原因。他写的文章都是“真”的，他不怕把他的感情和思想坦率地表露出来，从不管别人对他怎么想法。
父亲的人生观简单地可以这么说：“我认为合情理的精神是人类文化的最高理想，而合情理的人也就是最有教养的人，一个合情理的革命家并不是一把新扫帚，把整个宇宙扫得一尘不染，却总宁愿留下一点尘垢。一个合情理的戒酒者，偶尔也喝一两杯。一个合情理的素食者，也总可以偶尔吃一块牛排。如果一个人发现了伟大的科学真理，但却失去了人性，又有什么好处呢？大智慧在于不要对人性太苛求。”
这也许是他幽默感的出发点，他能够看出做人的矛盾，而宽恕一个人，因此他的幽默是谑而不虐的幽默。
父亲在压力之下，也能保持他的幽默感。一九五四年他出任南洋大学校长之后，有人便想办法把他弄下台，许多报纸都攻击他，小报更加凶恶，有一家小报竟然刊登了一个人的照片，加以说明是“林语堂的兄弟，是一个吸毒的挖坟墓的人”。我看了十分生气，对父亲说：“他们怎么可以这样胡闹？”父亲把报纸拿过来一看，微笑道：“面貌倒有点像我。”
父亲一直到老心里都充满梦想，觉得世界是美好的。对我来说，他是最好的父亲。
一个老实人的世态炎凉
吴树
父亲去世三年后，你来到了我家。同父亲相比，你平凡得实在是乏善可陈。可是，50岁的母亲需要一个老伴儿，而一个50岁的老人对另一半的要求也务实本真很多——只要人好就行。
而你具备这个最基本的条件，你是远近闻名的好人，具体地说，你是一个老实人。和我母亲第一次见面那天，你很难堪。
因为你深知自己各方面都没有优势——房子小、工资少、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，而且刚刚结婚的儿子一家还需要你的帮衬。
说实话，母亲也只是为了给介绍人一个面子，才决定去见你的。而最终让母亲对你产生好感的原因，是你的那手好厨艺。
见面后，你说：“老李，我知道你条件好，啥也不缺，所以，没什么送你的。不管怎样，咱认识一场，你中午就在我家吃口便饭吧。”你的诚恳让母亲不忍拒绝，她留了下来。
你没让她伸一下手，然后就做了四菜一汤，让母亲吃得不忍释筷。临走时，你对我母亲说：“以后要是想吃了，就来。我家虽不宽裕，但招待个南瓜还是一点儿都不费力气的。”
后来，母亲陆续又看了几个老头儿，可是，虽然哪一个看上去条件都比你要好，但最终母亲还是选择了你。理由其实算得上自私——她服从并照顾了父亲大半辈子，她想做一回被照顾的对象。
就这样，你和我母亲住在了一起。
那天，你、母亲，外加我还有你儿子一家三口，一起吃了一顿饭。我特意将这顿饭安排在富丽堂皇的五星级酒店里，表面上看是为了表达对你的重视，其实是有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在作祟。
但你并没有让我的炫耀得意多久，走出酒店时，你悄悄对我说：“以后咱就是爷儿俩了，你要请我吃饭就去街边的小店，在那儿我吃得饱，还不心疼。”
是你那太诚实的表情烫伤了我的虚伪，让我觉得，跟一个老实人玩心眼，就像大人哄一个孩子的糖球儿一样，已经接近了一种无耻。
你把我母亲照顾得很好，她每次见我都嚷嚷要减肥，那语气是幸福的。我犹记得从前，父亲还在的时候，每一次我回家，她都跟我抱怨，抱怨我父亲那几乎坚守了一辈子的陋习。
你做的饭的确好吃，我在吃了几次之后，对妻子所做的饭颇有几分不满。一次，和你们一起吃饭时，我忍不住对妻子说：“下次屠叔做饭时，你在边上学着点儿。”
妻子表情中并没有虚心好学的成分，反而有几分愠怒。你赶紧出来解围，你说：“我这辈子啥都做不好，就长了点儿吃的本事。你们可都是做大事儿的人，千万别跟我学。要是馋了，就回来，随时回来。这做饭的啊，最怕自己做的东西没人吃。”
那天我们走时，你包了好多你做的东西让我们带上，还把我拉到一边说：“再别夸我做的饭好吃了，说真的，谁一说我这个优点我就脸红。一个大男人，把饭做得好，其他方面草包一个，这哪算优点啊。”
回家的路上，我跟妻子复述了你的话。她说：“他这个人，天生伺候人的命，天生就愿意低到泥土里。咱妈有福气，老了老了，当把皇太后。”
我一边开车，一边用眼睛的余光感受妻子对你的轻贱，心里并不想替你辩解什么。毕竟，你始终是个外人嘛。
我搬新家的那天，你和母亲来给我们燎锅底。你严格地按照民间燎锅底的习俗，有条不紊地忙碌着。
可是，等到吃饭时，你却没有出现在主座上，到处都找不到你。打你的手机，也是关机状态。像是掐算好了时间，等宾客散去，你回来了，仔细地收拾着那些狼藉杯盘，将剩菜剩饭装在你事先准备好的饭盒里，留着回家吃。
母亲不希望你这么做，觉得委屈了你，你小声对她嘀咕：“晚上我给你新做，这些我吃。”
母亲说：“干吗天天吃剩菜剩饭呢？你知不知道我见你这样，心里很难受。”
“你千万别难受，让我看着这么浪费我心里才不舒服呢。树赞（我的名字）的钱都是辛苦换来的，咱帮不了孩子，那就尽量帮他省点儿。”
你的话，让我母亲心疼了很久，然后她决定告诉我。听着母亲在电话里替你说好话，我内心的感受很复杂，同时也为自己的这份复杂感到惭愧。
渐渐地，对你的好感越来越浓。有时候，甚至有一些依赖，你总是无声地为我们做很多事——换掉家里的坏水龙头；每天接送孩子上幼儿园；母亲住院时，不眠不休地照顾她，直到出院后才告诉我们。
只是没有想到有一天，你也会病倒，而且病得那样严重。你在送我儿子去幼儿园的路上轰然倒下——脑血栓，半身不遂而卧床。
我，还有你的儿子，起初对你的治疗都很积极，我们希望你可以好起来，依然可以像从前那样为我们服务，任劳任怨地。
可是，你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原先只会微笑的你，变得无比脆弱，总是流眼泪，我母亲照顾你，你哭；你儿子给你削水果，你哭；我们推着轮椅带你去郊游，你哭；多次住院，看着钱如流水般被花掉，你哭。
终于有一天，你用剃须刀片朝着自己的手腕狠狠地切了下去。抢救了5个小时，你才从死亡线上挣扎着回来，很疲惫，也很绝望。
没有想到的是，先我弃你而去的，是你的儿子。他开始很少来看你，直至后来连面都不肯露一下。每次打电话，他都说自己在出差，回来就过来看你。
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，母亲在这个时候跟我提出要和你分手。你们本来也没有登记，就是一拍两散的事情。母亲跟我说：“我老了，照顾不动他了。妈帮不上你什么忙，但也不能捡个残爹回来，做你的拖累。”
这就是冰冷的现实。我不想让母亲去做这个恶人，于是我狠狠心，决定由我来说出分手的话。医院里的你说：“屠叔，我妈病了。”
你的眼泪又是夺眶而出，曾几何时，你的眼睛就是一个开关自如的水龙头。我尽量做到不为之所动。“你知道，我妈也一把年纪了。这些日子，她是怎么对你的，你也是看见了。”你继续流着眼泪点头。
“屠叔，我们都得上班，我妈身体又不好。你看能不能这样，出院后，你就回你自己的家，我帮你请个保姆。当然，钱由我来出，我也会经常去看你。”
话说到这里时，你不再哭了。你频繁地点头，含含混混地说：“这样最好......这样最好。不用请保姆，不用……”
走出病房，医院的院子里还是流了眼泪，说不清是解脱后的轻松，还是心存愧疚的疼痛。
我去了家政公司，为你请了一个保姆，预交了一年的费用。然后，去了你家，请了工人把你的家重新装修了一下。我在努力地做到仁至义尽。不为你，只为安抚内心的不安。
你出院回家的那天，我没有去，而是让单位的司机去接的你。司机回来后对我说：“屠叔让我跟你说谢谢，就算是亲儿子，也做不到你这一点啊。”
这些话，多少安慰了我，我感到了一丝轻松。可这轻松并没有持续得太久。
你不在的那个春节，过得有些寂寥。再也没有一个人甘愿扎在厨房里，变着花样地给我们做吃的。我们坐在五星级酒店里吃年夜饭，却再也吃不出浓浓的年味。
儿子在回家的路上说：“我想吃爷爷做的饭。”妻子用眼睛示意儿子不要再说话，可是，儿子反而闹得更凶：“你们为什么不让爷爷回家过年？你们都是坏人。”
妻子狠狠地给了儿子一个耳光。可是，那耳光却像打在我的脸上，脸生生地疼。
儿子的一句话，让我们曾经自以为的所有心安都土崩瓦解了。我从后视镜里，看到母亲的眼睛也红红的。
可想而知，那是一个多么不愉快的大年三十。我无比怀念去年你还在我们家的那个年——一个家的幸福温馨，总是建立在有一个人默默无闻地付出，甘当配角的基础上。今年，配角不在了，我才知道，戏很难看，极为无聊。
不知道在这个夜晚，屠叔，你跟谁一起过？又是否也会想起我们？会不会为我们的无情，心生悲凉！
新春的钟声敲响后，我还是驱车去了你那里。你步履蹒跚地给我开了门，见到我，嘴上在笑，眼里却有了泪。走进你冷锅冷灶的家，我的眼泪再也没有止住。
我拿起电话，打给你的儿子，大骂一通之后，开始给你包饺子。保姆回家过年了，给你的床头预备了足够吃到正月十五的点心，我再次在心里狠狠地骂了娘。
热气腾腾的饺子终于让你的家里有了一丝暖意。你一口一个地吃着饺子，眼泪噼里啪啦地往下掉。
我打开那瓶之前送给你的五粮液，给你和我各倒了一杯。酒水下肚，我说了许多话：“屠叔，你不能怪我，我也不容易，上有老，下有小云云。”
你一直在点头，依然还是那句话：“你比我亲儿子都要亲。”
我在初一的凌晨摇摇晃晃地离开你的家，喝了酒不能开车，只好把车停在你的楼下，一个人走在冷清的大街上，满目凄凉。
手机响，是妻子打来的：“你在哪儿？”
我再次发了火：“我在一个孤寡老人的家里。我们都是什么人啊？人家能走能动时，咱利用人家；人家现在动不了，咱把人家送回去了。咱良心都让狗吃了，还人模狗样地仁义道德，我呸！”
站在大街上，我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。骂够了，骂累了，我毫不犹豫地跑了回去，背起你就往外走。你挣扎，问我：“你这是干吗？”我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对你说：“回家。”
你回来了。最直接表达高兴的，是我的儿子。他对你又搂又亲，吵闹着要吃炸麻花，要做面人小卡。
妻子把我拉到小屋，问我：“你疯了？他儿子都不管他，你把他接回来干吗？”
我不再发火，心平气和地对她说：“他儿子做得不对，那是他的事，不应该成为咱放弃屠叔的原因。我不能要求你把他当成亲公公，可是，如果你爱我，如果你在乎我，就把他当家人。因为在我心里，他就是家人，就是亲人。放弃他，很容易，但是我过不了自己心里的坎儿。我想活得心安一点儿，就这么简单。”
同样的话，说给母亲听时，她泪如雨下，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儿子，妈没想到你这么有情有义。”
我说：“妈，放心吧。话说得难听一点儿，就算有一天，你走在屠叔的前面，我也会为他养老送终。再说白一点儿，以我现在的收入，养个屠叔还费劲吗？多个亲人，有什么不好呢？”
不一会儿，我的儿子进来了，进来就求我：“爸爸，别再把爷爷送走了。以后，我照顾他，以后你老了，我也照顾你。”
我把儿子搂在怀里，心里一阵阵惊悸，还好，还好没有明白得太晚，还好没在孩子心目中留下一个不孝之子的印象。
“爷爷嘛，就是用来疼的，怎么能是用来送走的呢！”我含泪跟儿子开了句玩笑，给他吃下了定心丸。
你渐渐地安静下来，不再哭了，每天都坐在轮椅上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而我，对你很挑剔：“屠叔，今天这套衣服穿得有点儿不帅啊，稍微有点儿配不上我妈。”“屠叔，几天没擦地板了，不是我说你，越来越懒了啊。”
我没大没小地跟你开玩笑，你乐得合不拢嘴。
一天，你把我叫到你的房间，从被子下面拿出一个存折。你说：“这钱，给你。我知道，为我治病你花了很多钱，这点儿钱根本不够。而且给你钱，也没有让你管我老的意思，就是屠叔一点儿心意……”
我说：“屠叔，你不用说了，我收下。”
你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。
拿着这张存折，我找到了你的儿子，把存折和密码告诉了他，我对他说：“这是屠叔给你的，他知道你过得不容易。
我没别的意思，就希望你隔三岔五去看看他，不要等到哪一天他没了你再想看，到时候你只能在梦里折磨自己。还有，我这次找你也是想告诉你，放心吧，屠叔的老，我来养。”
我没有告诉你那些钱的去向，我知道，接受可能会让你更好过一点儿。
那天，你的儿子带着妻子、孩子来看你，你虽然没有流露出抱怨的意思，可是，从你们的言语之间，我还是看到了生疏的痕迹。
说实话，我的内心居然充满了一点儿小小的得意。亲生又怎样？人与人之间，只有关爱，才可以亲近。就像我和你，现在，可以开各种玩笑，也可以托付各种心事。这些，岂能用得失来衡量！
母亲和你正式地登记结了婚。这之后，每个周末，不管有多大的事情，我们一家三口都会风雨无阻地回家——你和我母亲的家。等待我们的永远是一桌很家常、很可口的饭菜。
你居然能做饭了，虽然是在轮椅上，这在别人看来实在是个奇迹，但是，我们却对此习以为常，觉得你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——生命不息，为儿女操劳不止。你乐在其中，我们，也安于享受。
只是，你的孙子很心疼你，总是在我“狠心”地让你自己夹菜或者让你自己想办法上厕所时，偷偷地为你服务。看着你俩小心地保持着你们之间的默契与秘密，我的心里溢满幸福——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。
渐渐地，你又像原来一样，开始做这个家庭的配角，把自己放在努力不被